语言起源于劳动，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然而，对于禅和诗，却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障碍。语言只是工具，是我们用以载道的“器”。古人云：“道本无言，因言显道”。
　　维摩大士曾问文殊师利什么是菩萨的不二法门，文殊说：“我于一切法，无言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并反问维摩：“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不语。然而他并不是在回避问题，只是拒绝了“是”与“否”的逻辑判断，因此文殊赞叹道：“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正所谓：“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设施也。”
　　至于禅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更显示了对语言的彻底排斥。首山禅师某一天向弟子出示竹篦，问：“唤作竹篦即触，不唤作竹篦即背，唤作什么？”一弟子上前夺过竹篦弃之于地，反问：“是什么？”“瞎！”首山的回答显然于竹篦毫不相干，“瞎”是毫无意义的。还有赵州关于狗有无佛性的回答“无”也突破了文字表面的意义。禅的文献中记载的关于佛的回答有许多种，“干屎橛”，“麻三斤”“猫二上露柱”。从概念的明晰要求看，没有一个是对的。或许还会误解为禅师的游戏。然而，禅师是严肃的。禅是实际的东西，神、佛佗、无限、真理等概念对禅来讲是没有意义的。禅需要的只是事实。面对和尚的提问，禅师有时竟一言不发，而是更直接的棒喝，真正摆脱了语言的束缚，达到通达无碍的境地。
　　我们经常挣扎在“A”是“B”、“A”非“B”等逻辑命题的思考中，成为语言和逻辑的奴隶。而禅认为，语言就是语言，不是它本身之外的东西。禅的语言甚至违背常理，与事实相背离。“三冬华木秀”、“空手把锄头”。语言是禅师内心精神的呼喊，其意义需要在内心里去寻找。禅需要的是活句。语言是禅的障碍，另一方面，禅又是语言的宝库。
    诗歌对语言的排斥程度当然不可能象禅那样彻底，但语言毕竟是使我们感觉凝固的祸首。诗歌倘若要保持语言的流动不滞，同样必须放弃分析与逻辑，放弃偏颇的惯常语法，而直接去把握事实。
    中国古典诗歌是这种语言的典范，  诗人往往只以简单直接的语言去描述事实，舍弃了那些于事实有害无益的纯粹形容词和抽象名词。有些词尽管处在修饰的位置，但仍是明晰的，可感知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晨起，听到鸟啼，看到花落，内心里体验着时光的流逝，物象的更迭，从具体的事物中看出了本质的无常，无须任何别的诠解。另一位唐代诗人王维更是受到了禅的影响，他所写的多是简单的“空山”、“日色”、“翠竹”、“流水”，表现的却是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禅的真如境界，也即诗的艺术境界。他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一味关注内心的体悟，契合了禅宗“但睹性情”、“不立文字”的义旨。
    现代诗歌在白话化的进程中，过多的受到了西方语言的影响，背离了中国古诗的自然与朴素，简单与事实，过分迷恋主观的东西，迷恋语言的海市蜃楼。发展到今天，愈来愈成为一种文字游戏，艰深晦涩，毫无意义。诗无可回避地选择了语言，但决不应被语言所困。语言不能表达什么，语言只是抓住事实。我们总是喜欢到事物的背后，尤其是语言中去寻找意义，殊不知，事物的真正意义就在事物之中。事实即意义。
    应该说，诗人对语言的把握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人不是语言的奴隶，语言也不是简单的工具。语言不可分割的成为诗人自身的部分，成为禅所要求的活的语言。只有这种体验的活的语言才是充满生机的诗歌语言。

                                                                                           1992年11月

                             原载《禅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