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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中国当代新禅宗诗派的创始人,代表人物。《佛教文化》,《禅露》、《禅》、《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以及美国《新大陆》、《TALISMAN》(英语诗刊)等杂志都介绍过他的诗文。现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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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雷默的诗始于侯马的推荐,是在一张报纸上,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作品,没想到他遁入了自由的互联网世界。 ——桑克《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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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诗歌研究》推出了一位重要诗人:雷默 ——阿翔《九十年代主要民刊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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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倡导“新禅诗”已有二十年了,这令他不可能成为诗坛主流,他的价值在于面对这个不纯的时代,最终写出了开放的纯诗:本诗多有现实的质感和艺术性。 ——伊沙《新世纪诗典》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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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的诗歌风格简静,境界高远。诗歌形式大多短小,语言从容,语气淡定,没有深奥与玄秘,禅味自然,读后特别能深入人心。——宫白云《对自然与人类境遇的忧患与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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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把古老禅理融入时代意识表现于汉语白话文新诗,使得已有千年根系的禅诗萌发出新的形态和生命力。雷默的禅诗是真正的现代禅诗。 ——呼岩鸾《古代和现代,佛诗和禅诗:以舍利和雷默为例》

 

访谈时间:2012年12月

方式:电子邮件

刊发媒体:江南时报 《中国诗歌地理》吉林篇

刊发时间:2012年12月26日(假如明天是末日,除外)

 

雷: 2001年,你开始编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至今已经十多个年头了。请介绍下你的这个选本的选稿原则,与别的选本有什么区别?十多年来,你感觉中国诗歌发生了哪些变化? 

宗:我是从2001年开始接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的,主要是根据每一年度诗歌发表的作品状况有所侧重,尽可能抓住某种走向和特征,找寻到诗人带有突破性的重要作品。尤其关注无名的、民间的、年轻的诗人的写作亮点,尽到推举之责。

十多年来,诗歌创作更加多元化,诗人的自由度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感到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在渐趋减弱,诗人的个人经验在逐渐减少,诗歌作品的历史标识性很少显现。这或许就是当下中国诗歌无法回避的困境。 

雷:我看到一个小说作者写的文章,说作为编辑你是“大编辑”,对好作品有一种洞见的能力。如今作为主编,你让《作家》杂志在文学界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你现在还亲自审稿吗?《作家》历来重视小说,作为诗人出生的你,今后会考虑加重诗歌的份量么? 

宗:很惭愧,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大编辑”,像前辈叶圣陶、王云五等才是大编辑。那么为什么作家朋友会这样夸张地说我呢?我理解他们是在鼓励我待在今天更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待的一种岗位上。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当编辑的,至今仍在当,几乎每天都要看稿子。做为编辑能组到名家的稿子非常不容易,若能在一大堆默默无闻的作者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应该说更不容易。《作家》地处东北一隅的长春,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言,但《作家》数十年来始终执著地站在文学的风口浪尖上,始终为看好的作家和看重的作品摇旗呐喊,的确赢得了作家们的认可和肯定。余华称《作家》为“作家们的《作家》”,王安忆说:“多年来,《作家》从未向任何潮流妥协过,始终坚持着新鲜的活力,实践、实验、实现着‘作家’的使命。”莫言说:“《作家》总让我联想到长白山上的森林和白雪。”这些话都是对《作家》厚爱和鞭策。

《作家》作为一个综合性文学刊物,诗歌的地位和小说等其它文体一样重要。我们曾多次编辑过有些影响的诗歌和诗论的专辑和专号。但也必须承认综合性刊物的诗歌栏目怎么编才好,的确是个难题。《作家》多年来把诗歌栏目叫做诗人空间,意在围绕诗歌作品周边再丰富一些内容,诸如诗人随笔、诗人印象、诗人影记、作品评论等都组合在一块,有所延伸。这样也尽量与专门的诗歌刊物有所区别。 

雷:做编辑或者主编,首要任务是发现好作家、好作品,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作为诗人的你有什么影响?你现在还保持诗歌写作吗? 

宗:刚开始当编辑的那十年,我是没有放下写诗的,后来一方面是编辑的工作需要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自知我写不写诗对于偌大的诗人群体来说太无所谓了,因此,我很少再写诗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得问心无愧就不容易了。 

雷:近年来,作家、诗人频频进驻高校,你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做兼职教授,也算是驻校诗人。你的教授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哪些影响?你对作家、诗人驻校如何评价? 

宗:我算是兼职教授,应该算不上驻校诗人。我觉得这么多年写作和高校的关系疏离得不正常,学中文的学生对文学了解的很少,学校里的老师对当代作家的关注也不够。作家、诗人驻校多少可以增加些联系,有益于找回文学的基本读者,也有益于学生对当代文学的积极参与。三十年代包括四五十年代好多作家都在高校里。 

雷:《江南时报》是江苏新华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大众型纸质媒体,今年8月,该报开设了“中国诗歌地理”专栏,以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为单元,对中国当代诗歌进行扫描。对一个地区当下仍在写作的诗人进行群体推出,集中亮相,希望人们在山水、古迹、房价、GDP之外,从诗歌的角度去感知一座城市。你对此有何评价? 

宗:这个创意很有意思。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古往今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李白的《蜀道难》是诗歌地理,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和刘禹锡的《乌衣巷》也都是诗歌地理。我觉得在许多城市都在盲目扩张的状态下,能够找回一点诗意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于诗人的创作来说,能够书写自己有感觉的地方,也是接地气的写作。正如叶芝所说:“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 

雷:有人说,一个区域的诗歌水平与它的经济发达程度有较大的关系。如今的深圳、广州、北京云集了一大批诗人。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于吉林当代诗歌的发展,你有什么评价? 

宗:我认为诗歌水平和一个区域的经济发达与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诗人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山沟里照样会写诗写得很好。当然,有些大都市积聚了很好的文化氛围,经常有一些沙龙性质的活动,会对诗人的创作形成激活的效应,这不过是诗歌写作多种情形中的一种情形。

关于吉林当代诗歌,多年前我以“一盘散沙”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这是一个褒义的描述。吉林有不少认真写作的诗人,这些诗人不怎么爱聚堆,也不爱弄什么名堂,不声不响地把功夫都用在诗歌之内了。这样其实也挺好的。诗人最终还是用作品说话的。 

雷:跟上世纪80年代相比,诗歌的读者正在逐渐丧失。某次与车前子聊天,他说他在为古人写诗,我说在为未来写诗。你如何看待诗歌读者的减少,你有好的建议吗? 

宗:你看看,你们要么为古人写,要么为未来写,都不为今天的读者写,那读者怎么能不越来越少呢?呵呵,这是玩笑话。其实我觉得读者的多少诗人左右不了,也可以不必管它。庞德说,我的作品能在一本平庸的杂志上发表,能够到达27个读者眼前并使他们心潮激荡,这就够了。瓦雷里还说过,我宁愿我的诗歌被一个人读了一千遍,也不愿被一千个人只读了一遍。他们把诗歌和读者的关系说的很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