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于2012年11月底在江南时报“中国诗歌地理”黑龙江篇刊出

时间：2012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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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朦胧诗的，朦胧诗对你的诗歌写作有哪些影响？你如何评价朦胧诗在诗歌史的地位？

张曙光：接触到朦胧诗应该是在一九七八年。我在大学读书，和外校的诗人也有些联系。一位哈师大的朋友送我一本《今天》，读了感到很震惊。朦胧诗没有对我的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写作一定要现代，尽管那时还没有接触到现代性的概念，但却“朦胧”地感知到了。

雷默：2008年，黄礼孩将《诗歌与人》杂志的年度诗人奖授予了你，“……他的诗歌是历史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会找到那个时代的苦难、荒谬和毁灭。”但我感觉你的诗远远超过了这些，我想听一听你的诗学思考。

张曙光：要在规定的字数内说清楚这些，有点难。首先，我认为文学之为文学，诗之为诗，一定要有它们自身的特质。写作也要遵循这些特质，这就要求把审美放在第一位，要使之成为诗，要给人以愉悦。其次真正的诗歌一定要有内在的真实，不仅要有个人真实的感受，而且要上升到人类普遍的精神境地。当然要做到很难，但写诗要有最起码的真诚。再就是对诗的认识和审美要随时代而变化，不仅要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也要体现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这里涉及到一个创新的问题，我们都在提创新，但创什么，怎样才是新？说不准。其实创新就是要围绕着时代的种种问题展开，创时代之新。

雷默：我在读你诗的时候，脑海里闪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学者、哲人坐在一个相对陈旧的咖啡馆里，在典雅庄重、缓慢忧伤的气氛中，这个学者或哲人在思考此时此刻之外的时空。你是否读过许多哲学著作？哪些哲学家的思想给了你重要影响？

张曙光：说起来也许会让你失望，这里根本没有像你说到的那种咖啡馆。倒是有一些装璜俗丽的，但价格贵得吓人。在那里你只能算计口袋里的钱，而不会有心思去想现实以外的事情。

哲学我倒是很喜欢读，也只是一种外行式的读。西方现代哲学我，也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比如老子，还有禅宗。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对禅宗非常痴迷，禅宗也确实影响到我的思维方式。二十世纪哲学家我最喜欢的是维特根斯坦，还要加上德里达，而他们两个与禅宗有点殊途同归。最近我在读齐泽克，他是斯洛文尼亚人，有点怪，但趣味很杂，尤其对电影广泛涉猎：我想他看的碟也和我们一样，大都是盗版的。

雷默：在你的诗中，“雪”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这肯定与你多年来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有关联，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在你诗中、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意象是否与一两次独特的经历有关？雪在你诗中有哪些可能的意味？

张曙光：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对雪太熟悉了，很多往事――重要或不重要的，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都与雪联系在一起，雪几乎覆盖了我的过去。也可能进入了我的潜意识中吧，我说不好。雪与死亡、寒冷、孤独和回忆相关，同样说不好，因为这个意象有点随意性，有时你用了，自己也搞不清它的确切含意。

雷默：你曾经说，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现代诗。在上中学时，《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唐宋名家词选》等书都读得烂熟。从你的诗中我读到了古老的中国诗意。我想知道古代诗人中，你最喜欢哪几位？外国诗人，哪几位给了你影响？

张曙光：最早还是李、杜、苏、辛，当然还要包括王维这些人。后来才是陶渊明，加上《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那时候不懂，三十岁以后才逐渐喜欢上陶，几乎每年我都要读上一两次陶渊明和《十九首》，当然，现在了解的也仍然是皮毛。外国诗人我读得也很多，影响说不好，明显些的有叶芝、艾略特、奥哈拉和阿什贝利这些人吧。

雷默：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作为诗人和学者，你对新诗的未来有哪些思考？

张曙光：新诗一定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诗学体系，既不同古代的，也不同西方的，但同时从二者中汲取营养。要有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当然首先要从诗人自我的小天地中走出来，要有更加宏大的怀抱和眼光，同样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探索。